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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鹏北京缩减城市功能才能破解大城市病

发布时间:2019-09-14 00:20:34 编辑:笔名

易鹏:北京缩减城市功能才能破解"大城市病"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和人口超过2000万的特大城市,今天的北京面临诸多挑战,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等"大城市病"日益突出。

北京的"大城市病",一方面来自人口的快速增长与水、土地、环境资源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经济活动和人口分布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的产物。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人口密度超过了每平方公里2万3000人,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人口密度相差百倍。

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王飞昨天说,由于北京人口快速增长,资源环境承载量已经到了极限,年内北京将修订城市总体规划,把人口调控作为重要修改内容之一。城市总体规划首先确定的是人口调控目标,到2020年北京人口调控目标是多少,目前各方专家正在研究。同时,北京还要确定用地规模,进一步调整用地结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实施近10年,当时制定的人口规模是1800万人,但现在,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突破2000万人。人口过快增长,确实让人口资源环境到了成长极限,但是,在控制人口增速之余,我们是不是也该好好反思一下,城市大规模建设、人口总量持续快速上涨,是不是反映出我们的城市发展观出了问题?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导致巨型城市涌现,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资源、能源高度紧张,交通拥堵、大气污染。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城市发展观,城市很难恢复健康。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对此评论。

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发展到今天这样"城市病"突出的地步,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是我们的城市发展观出了问题?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此,易鹏认为,主要是发展路径的问题,我们以前过于的强调政府在主导城市发展,其实北京之所以能够不断的突破规划,规划十年之间,规划的人群到2020年1800万,推到2012年北京的人口已经突破2000万了,这种差距也就意味着说为什么要思考,为什么北京的人口制约会这么快?背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府在主导城市的发展。其实严格讲,上海和北京比起来,应该说上海各方面条件比北京应该说有更好的发展条件,更好的发展基础,建国的时候,上海有500多万人,北京100多万人。但是现在北京和上海都是2000多万人,从这个角度讲,北京的人口增速远远超过了上海,也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意味着一种政府在主导城镇化的路径中间把很多的鸡蛋,把很多的资源都往北京放,北京和别的城市差距越拉越大。不说和北京远的,就是北京周边,河北与其比起来差距拉的太大,人往高处走,如果差距太高的情况下,即使你设置很高的门槛人家也要翻墙进来。所以导致了北京到2000年,到2010年每年人口增加80万,80万什么概念?实际上大城市人口才增加50万,11万就把一个大城市的人口,每年都搬一个大城市的人口来到北京,这种政府指导违背市场规律的城市发展路径导致了北京出现了一个人口过于聚集的必然。

对于为什么政府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地方,易鹏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像北京除了直辖市以外同时还是首都,首都意味着中央部委,各种比较好的学校、央企都在北京,那每个人都在北京的话就会带来很多的人口聚集、资金聚集,政府曾经算过北京建设面积才一千多平方公里,但是北京涉及的区域中间,每年可用的财力,北京市政府,一般是2013年到了3000多个亿,包括中央部委、学校、央企等等各个东西加起来,这个数目可能大几千亿的投入在基础开发一千多平方公里建设面积上面。还有像河北,整个7000多万人一二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它能够投入的资金河北省也就2000个多亿,这就对比下来城市发展阶梯形式,自然就形成了。

至于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发展观才比较理想,易鹏表示,一个要顺其自然,城市它有它的规律,不要人为的去拔高它,也不要刻意的去压低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市场的指导城市的发展,在市场的指导下,北京肯定它就不应该得到现在这么多的资源,那么很多资源也可能到上海,到天津,到成都,到武汉去了。但现在不是顺其自然的指导,就是人为的拔高把很多资源往这放,那么这个城市自然而然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大城市的拥堵等各种弊端。

目前这个阶段,大城市病出现了,北京市要面临的就是一个减法,在做减法的时候,那些城市的功能需要首先从城市中心减出去呢?对此,易鹏分析,第一是北京往外迁,就迁到河北或者乃至西安,尽管现在北京不提经济中心,但事实上北京还是经济中心,北京有增加值,北京现在全国排第一的,那也就意味着说如果北京把过度的经济文化知识等等各种中心都集中在经济发展情况下,北京的功能可能很难缩减。所以,也就意味着北京如果要想控制人口,避免大城市病,那也证明必须要忍痛割爱,那割那种爱,应该大家论证。总之,北京现在功能太多,可能不有利于缩减人口。

另外,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的话,北京的新城的规划也并不是很理想,比如说像通州、亦庄,这些新居对于缓解城市中心的压力起的作用并不太明显,相反新城没有发展起来,成为睡城,而且引发了中心城区的拥堵,这个问题是出什么上面?对此,易鹏指出,还是规划和建设理念的问题,因为现在提混合社区,混合城市的理念提了很多年了,北京没有很好的落实,比如像通州,它虽然说是睡城,它主要的功能就是生活,那么工作的功能还是在四环或者五环以内。另外,应该这个区域中间要把生活、工作、社会服务乃至休闲,把多种功能放在那个区域中间,大家就不至于要跑这么远的距离来上班,来回的走,减少人的走动、流动。解决交通问题的最根本的出路,是北京可能要做卫星城,做副中心,把各种功能往卫星城和副中心迁,尤其把北京四环以内的很多学校、医院要放到通州这种新城里面去。最后,北京还要建立更多的快速的轨道交通,不能和高速公路连接,轨道中比轻轨也好、地铁也好、城际铁路也好,等各种方式加大中心城市和这种副中心城市,或者卫星城的通道,使得人流、物流能够合理的分配。

按照一些人的想法,治理"大城市病"的最好办法是减少人口,把规模减到与其最佳承载能力相适应。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简单化的手段缺少可行性。一个城市有包容与气度,不仅体现在城市建设的现代文明,更体现在它给予每一个寻梦者的空间与机会,这对北京作为一个首都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都,而不是北京原住民的首都。这看起来有些矛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避免城市人口过度膨胀究竟靠什么?

对此,易鹏表示,第一个角度讲,对于大城市病我们也重视,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病,还有农村病,所以至少认识到大城市病总比得农村病,总比得小城市病可能也是相对更好。第二个角度讲,北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开放的生活来迎接各种要素的流动,因为一个城市如果不开放,封闭,它是没有未来的,这一点我认为不利于北京产业的竞争。所以当前而言,北京更重要的是政府而言要制定好标准,只要符合标准,该进就进,该出就出,不要人为的认为谁是低端产业,谁是高端产业、谁是高端人士,谁是低端人士,可以用粗暴简单的方式去赶,赶不出来,因为北京这么多年以来还是很多方式赶,不但是没有赶少,反而是越赶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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